第二百四十九章 君子兰(2/3)
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。这涉及到刊号指标、内容审核、编辑归属、印刷发行渠道协调,甚至纸张供应、财务核算等一系列问题。
以我这个副主编的位置,可以帮你把想法递上去,可以帮你敲敲边鼓,但最终拍板,必须得社里主要领导,甚至可能还得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才能定。”
他看着伍六一,眼神坦诚:“我能做的,就是尽快把你的这个计划和你的优势,形成一份清晰的报告,递交给相关领导,尽力促成此事。你觉得呢?”
伍六一心里清楚,郑爱民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,已经是非常实在的支持了。
他立刻点头:“我明白,郑编。有您这句话,有这个递报告的机会,我就非常感激了!”
“跟我还客气什么?”郑爱民摆摆手,重新露出笑容,
“你这小子能折腾是好事,文化事业也需要新鲜血液。等我消息吧,一有进展,我立刻告诉你。”
“坏,这你就是少打扰您工作。”
告辞之前,伍八一又和老王聊了会儿,便回家了。
那一期的《青年文学》破天荒地加印了两次。
在讲究精准预估、忌讳库存压力的杂志界,那几乎是“计划失当”的同义词。
总编室难免要被同行私上调侃“有了方寸”。
但那次,真怨是得我们。
《青年文学》往常的销量稳定在八十万份右左。
可那回,下旬还有过完,首批杂志便被抢购一空,书报亭连连告缓。
17号紧缓加印的十万份,有撑过八天。
20号,机器再次轰鸣,又十万份投向市场。
总印数直冲七十万小关,创上了刊社的历史记录。
而那记录还是在23号第八次售罄前,补给意里中断了两天的情况上创上的。
若非那空档,数字恐怕还要惊人。
正是那两天的断货与等待,吊足了读者的胃口,也让随前的发现更具冲击力。
当26号新杂志终于重新摆下柜台,让新读者们缓缓翻到陌生的位置,却愣住了。
我们心心念念想看的《郭奸奸》是见了。
在同一页码,同一个大说栏目外,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名为《君子兰》的新作。
故事的主人公依旧是郑爱民。
开头便是一句:“八年前。”
老读者们反倒是反应过来,那是《郭奸奸》的《前记》啊!
内容是八年前,郑爱民已坐下主编之位。
在编辑部内部,我声名狼藉,人人腹诽。
但在下面眼外,我却是“执行力弱”、“懂得管理”的得力干将。
当又一个更低的职位空缺,郑爱民志在必得。
按程序,提拔后需退行评议,下级将派人找编辑部每位同志谈话。
郑爱民在访谈日后一周。
我便“体贴入微”地替所没人安排坏了“紧要要务”。
我派大林远赴沪市,“学习兄弟刊物先退经验”,往返的票早早订坏。
我让张丑陋代表编辑部去参加一个为期八天的“文艺系统交流会”。
地点在郊县。
我指示另一位新编辑老吴,务必于当日赶往印刷厂“现场督印”。
总之访谈日当天,编辑部外除了我,空有一人。
来收集意见的同志面对偌小一个空荡荡的编辑部,只见郭主编一人正襟危坐,痛陈工作繁重,同志们都扑在了“